我是七十年代末期上的小学。
一年级时，由于村小学的校舍紧张，当时好像村里除了一到五年级各两个班外，还有初中一年级。我们一个班大约四十几个人就是在校外河边上的一个树林里上的课，在一棵大树上挂着的块黑板，就在这块黑板上，我认识了aoe等汉语拼音和100以内的加减法。一年级的内容不怎么记得，印象中只要刮风下雨就停课，到农忙时也放假。所以我那一年也没有学到什么东西。
到二年级时，教室安在校外一户人家废弃的土房子里。当时的教材只有语文和算术两种，语文课本上大都标着汉语拼音，只记得这一年里我们的语文老师基本上没有上过什么课，因为我的汉语拼音学得好，课堂上基本都是我带着同学们在读课文造句子。据母亲讲我当时的小学老师大多都是高小毕业（小学），他们本身的教学水平也真的有限，而且用得都是方言，所以那时还算聪明的我俨然就成了一个小老师。想起自己那时真是勤奋，无论春夏秋冬无论刮风下雨，我都是第一个到那个破破烂烂的教室。当时的课桌是底下两个泥墩支起的水泥板，地面的泥土的，打扫起来尘土飞扬的，可我不管这些，总是在老师和同学到来之前就已经把一切整理得干干净净的了。因为我觉得较之一年级时连个教室没有在树林里上课强幸福得多了，所以我倍加珍惜也倍加努力，一年来都是班里的第一名。
上三年级时，我们这批学生的待遇提高了。由于毕业了两个班，我们就得以搬到学校里的教室里和其他班级一样正常上课了。在三年级期间我除了完成自己的课程作业帮母亲干农活打理家务看弟弟外，还开始了自己的读书生活。凭着自己识得少得可怜的几个汉字，我看完了从四叔家借来的一部长篇小说——欧阳山的《三家巷》。对于小说的内容并不完全理解，甚至个别词语见几次都不知道什么意思，但里面的工人阶级的代表周炳、区桃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当时对他们的定义就是他们俩都是好人，其他两家姓陈的和姓何的大多都是坏人。现在想来对自己当时的看此书的经历还有些可笑：当时我看这书时，常遇到“夫妇”一词，课堂上没有学过这词，自己也不理解，而这个词通常还都是前面一个男人的名字，后面跟一个女人的名字，如什么陈文雄周泉夫妇、何守礼陈文娣夫妇、宋子廉陈文婷夫妇等，我当时就太纳闷了：夫者，夫人。妇者，妇女，怎么会一个男人跟着一个女人呢？不对啊！后来再看第二遍时才弄明白，“夫妇”原来就是农村人所说的“两口子”，搞得自己直骂自己愚蠢。这当然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接触小说的一个小小的典故罢了。后来就缠着父亲从牙缝里给我省出一本新华字典，这才让我多认识了几个字，看小说时就不会再闹出这样的笑话来了。我看的第二本小说是《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当时的资源有限，一般人家是没有小说可看的，这本小说不是借的，而是我们家自己的。说得确切一点的话，是我不识字的母亲用来盛放鞋样的一本破得不能再破发黄的无头无尾的一本书。当时我是见到有字的东西就读的，可惜那还是竖排的繁体字本，看得我是千难万艰，直到再大一点回过头来再看时，才根据内容回忆知道那本书的名字。在这一年里，我还断断续续读了爷爷珍藏的那本文言文版的《聊斋志异》。有了这一点点的看书经历，这就极大地丰富了我在课堂上给我的同学们上课的内容。我三年级的语文老师是一个识字不多的知青的家属，她既上课又带孩子还干农活，所以语文课自然也还是大多由我来上。这样我就把自己看到小说上的内容讲给我的同学听，让他们无形中也长了点“见识”，这是在其他班里没有的情况。
四五年级的时候，学习也稍微抓得紧了些，可因为我们村小学的教师都是民办教师，他们大抵家里有田，照例农忙时就放假，有时他们还会带着我们到他们自己的田里帮他们劳动，我们也乐得跟着去是因为当时我们觉得人多好玩，许多老师也都这么做，省了他们自己的力气和时间，现在想想那时他们做法是不可取的。只不过当时的教育体制也没有健全，民办教师的教学水平和待遇都是相当低的，他们之所以这样也是为了生存，现在是绝对不允许出现这种情况的。说起我的老师的教学水平，有一个小典故，现在想来也觉得好笑。我们学一篇叫做《纪念白求恩》的课文，其中有这么一句话“加拿大共产党员白求恩”，我那时候没有学过地理，不知道“加拿大”是什么意思，就问老师。他是这么给我解释的：“加拿大共产党员嘛？就是比优秀共产党员还要优秀一点的共产党员。”哦！我当时恍然大悟：“老师，那么我们年终是不是还要评出“加拿大”三好学生呢？因为也会有比优秀三好学生还优秀的三好学生呀？”现在想来真是啼笑皆非。有时我还会在课堂上把这个小笑话讲给我的学生们听，不是在嘲讽我的老师，而是让这些幸运的孩子感到他们生在当下是何其幸运，让他们珍惜他们现在所拥有的一切资源。
记得在我上五年级期间，我不仅担任了白天我们班级的语文教学任务，晚上我们的校长还让我代一个扫盲的班。那时班里的都是农村的七大姑八大婆，她们大字不识，无法跟得上当前的社会形势——推广科学种田养植（我只依稀记得有什么间作套种、退耕还林等）。所以晚上那些还算求上进的农妇们有的带着孩子有的带着针线活就进了扫盲班上课。那时农村里还没有电，照明用的都是自家带的小煤油灯。到上课了她们带边忙着手里的活计边东家长西家短的叨叨着。“大家安静了！现在开始上课！”我站在讲台上踮着脚用板擦敲打讲台。就有人叫起来：“上课了，怎么不见您老师来呢，您一个丫头片子在那上面吼什么？”当时十一岁的我在井台上还只能露出个大脑袋：“婶婶，怎么没有老师，我就是您们的老师，这节课由我来上，大家拿出课本来跟我读书。”这阵势对我来说太简单了，我二年级就给学生上课，那帮农村的野孩子当然要比这些个大娘婶婶厉害多了。一节课下来，她们太服气了。“他婶呀，那谁家的大丫头咋自己还小学没毕业就当起老师来了呢？”“不过，这丫头还真厉害，懂得比大人都多！”为了能让自己的课上得更精彩些，我拼命地到处借书看，当时的教材内容太少而单一，而课外书在那时的农村是没有的，好在我有一个有学问的爷爷，我除了从他那儿听到他讲得故事外，还可以从他的书架上“借”书看，爷爷严厉得很，他的书是从不外借的，当然我是用非常手段“借”来的。我那时找的大多是农村大妈们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