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聊天中，谈到了这位为中国音乐“补钙”的著名音乐家何训友。我们有幸找到了他的挚友——市川剧团国家二级编剧唐光厚和市文化馆国家二级演员何祖林、卢国珍夫妇。在断断续续的谈话中，我们渐渐进靠近了何训友……
何训友出生于教师家庭，从事教育工作的父母似乎并无特殊的艺术才华，但六个姐弟中有一半后来走上了艺术之路：两名作曲家、一名画家、一名演员。　
上小学的时候，何训友就显得比同龄人要早熟得多。音乐课上，他拿着指挥棒的影子总是晃在或明或暗的阳光中。“蚊香，卖蚊烟”夜晚，华灯初上，古老的遂宁城郭下，卖蚊烟老头的悠扬的吆喝像烈洒一般，醉了他的灵魂。听上两遍《船山蚊烟》（后改为《汉风》），禁不住泪流满眶。十四岁那年，何训友加入了文工团。在一次大型的文艺演出中，他和另外七个小男生合唱儿童曲目《螃蟹歌》。轮到他唱“丰收年来，螃蟹儿多来”时，何训友忘了歌词，竟然神态自若地哼起了旋律，台下的观众一片爆笑。“小鬼，你是怎么回事！”演出一结束，导演颜孝平便追上去，何训友低着头，咬着指甲，脸红得像一抹朝霞。此后的演出，何训友便是更加小心翼翼。
观看《芦荡火种》电影时，何训友在观看的同时发现了样板戏隐藏巨大的潜力，就有了改动剧本的冲动，哪知后来果真被别人改成了京剧《沙家浜》。在文工团里，何训友凭着自己的“小聪明”开始变得小有名气。一场演出下来，有时可以混一顿饭吃，有时还可以得到三五块的零花钱，乐观开朗的他，对文艺活动充满了无限乐趣。　
“何训友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嗜好。”卢国珍老师一边说一边为作起了示范：将手搭在我肩上、手上、臂膀上，不停舞动着的五根指头在我肩上移动了起来，“这就是他最喜欢的创作方式。”何训友和好友同行的时候，只要一有机会就将手把在朋友背上或肩上，凡是手指可以接触的物体便都成了他的创作器材。开始朋友们很不习惯，但是渐渐的，朋友们便习惯了他这异样的“创作法”。
炎炎夏日，何训友喜欢游泳，可是他游泳的方式却与众不同：在水流湍急的渠河里，他要逆流而上！从渠河开善路灌溉闸开始，何训友挥臂上游。他的异常举动很快被岸上或是河里的人发现了，他们都瞪着双眼注视着他。2点、3点、4点……围观的人换了一拨又一拨，何训友的速度却一点也没慢下来。直到下午6时，他游过渠河的两个大桥洞，一直游到西门才跳上了岸。“有时是很累，很想放弃。但是只要那一瞬过去了，就又有精神了。”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因种种原因何训友被迫离开文工团。早上8点，好友唐光厚、刘天卢偷偷跑到车站去送他，多年相伴的好友马上就要各奔东西，眼圈不知什么时候也变得红通通的，一种说不出的心碎与怅惘哽咽在心头……
随着知识与年龄的增长，何训友选择了报考中央乐团、战旗文工团、空军文工团等，但都因为家庭成份问题被搁置下来。面对不公的现实，何训友没有任何埋怨，而是像他游泳的方式一样：逆流而上！
何训友构思《说唱俑》用了几年时间。他常常望着说唱俑的塑像，一看就是几小时：“这家伙，在地下躺了几千年，怎么一下子又到了我的世界？”有时，他对着说唱俑发笑：“这个胖大小子，过了两千年不见天日的生活，还是对着人笑。”
他从资料中了解到，说唱俑被音乐界作为说唱音乐的鼻祖，在战国时期已有这种说唱形式。他想：当时的人们怎样唱歌呢？“永远的笑脸”——一个主题确定了。把方言语音的“原生调”放在乐曲中，不正是语言和音乐的结合点吗？一个个音符在碰撞，撞击出无限的理念，这不正是音乐要找到的形象与意象的结合吗？
　“1995年的某一天，我突然哼出一个音符，这就是今天的《说唱俑》。”随着自制小鼓“咚咚”的伴奏，何训友唱出了介于说话和唱歌之间游弋的音符。他用四川方言唱出了没有家的苦人儿那苦涩的笑，欢乐的愁。“那娃儿——我的儿——啥子儿——幺儿”一个“啥子儿”（四川方言，意为“哪儿有什么儿子嘛”）唱出了人们对爱的渴望、向往和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