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来颇有点戏剧性，在我40多年的工作历程中，竟有差不多一半时间是属于“借用”。不瞒您说，目前我在某机关上班，但编制和工资关系仍在原工作单位——说白了，就是“借用”。
我最初的工作，是在一家零售商店当会计。大约在我30岁的时候，被县商业局抽调到机关担任集体商业会计辅导员。不过，局里发的那个文件说了，这不属于“调职”。倒也是，做事在局机关，工资由商店发，自然不能算正式的工作调动。尽管如此，我当时却很有点受宠若惊的感觉。那年月，一个普普通通的零售商店职工，居然能够到商业行政主管机关去上班，似乎有点令人不可思议，也会使一些同行羡慕。这不，有人曾对我说：“你运气好啊！从‘糠箩篼’跳到‘米箩篼’去了。”受此恭维，我虽然嘴里没说什么，心中却不免有几分得意。
客观地说，对于那份工作，我是尽心尽职的——经常往基层跑，要么协助商店搞财务分析，要么辅导财会人员处理账务。每月底收集报表，一个季度编制汇总表上报地区商业局并参加全地区集体商业经营情况汇总。就这样，我在这“借用”的岗位上一干就是5年多时间。期间，我脑子里也曾闪现过希望正式调动的念头。但我这个人生性腼腆，交际能力太差，又不善于钻营，加之那时候人年轻，思想比较单纯，工资也并不比同机关的办事员少，没有多少后顾之忧。只要一想到正式调动工作可能不那么容易，就没有多去考虑它了。
1989年夏季，我又被借调到本县一文化事业单位担任文艺小报编辑。这一次“借用”，是我自己联系的。原因是：报纸的前任编辑另有安排，主管部门要物色新的人选；自己从事业余文学创作多年并已发表了一定数量的作品，在本地圈子内也有一定影响，而自己爱好、特长可能更适合于搞文化工作。与上次“借用”不同的是，此次属于“跳槽”，即有转行的性质。众所周知，事业单位是“吃皇粮”的，人员编制一般都控制得很紧。正因为如此，怎么可以奢望由企业职工一步到位成为事业单位正式工作人员？鉴于此，我心里寻思：“借用”就“借用”吧，谁叫咱心仪那“爬格子”的事儿呢！等自己干出了一点成绩并有了合适的机会，再来说调动吧。不曾想，这一“借”，竟是整整10年！
在“借用”的日子里，没用多久时间我即完成了从市场经营、成本核算到文学写作、稿件编辑以及群众文化辅导的角色转换。自己个人的文学写作，也渐入佳境，作品散见于全国各地报刊。10年下来，已积得文字30余万言，在各类文学艺术征文（调演）和理论文章评选活动中，获得全国、省（市）级奖证20多个，并先后获得本县政府专项奖励和本省“职工自学成才”三等奖。
“借用”了一段时间后，我的工作岗位被调整到单位办公室，因为不是正式职工，便安了一个“代理主任”的名号。这办公室主任要经办单位的人事工资工作。而每当我看到自己亲手填写的人事报表、工资审批表上没有自己的名字，不能与本单位其他职工同时调资晋级的时候，总有一种不可名状的愁绪在脑际徘徊。对此，我只好自我解嘲：权当“为他人作嫁衣裳”吧。
人说“工作着是美丽的”。为了心中的那一个梦想抑或追求，我也就这么工作着。但是，问题来了——在“借用”了大约三四年后，原工作单位因并入一国有公司而不复存在；由于我在外单位上班，这家公司仅在职工花名册上保留了我的名头。这就意味着，我处在了一个不伦不类的尴尬境地。而如果这时候再不解决调动问题，或者说人家不再“借用”我，那么，自己就会失去工作。没有了工作，拿什么养家糊口？这是一个很大的后顾之忧啊！我想，当一个人的人生际遇如此这般时，恐怕很难怀有那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心境的吧。于是，我开始申请解决调动问题。
一般来说，在现行体制下，从企业调事业单位确实具有相当难度。这不，尽管借人单位及主管部门签署了“同意调入”的意见，但我调动的事情却总是一次次“搁浅”。问题，似乎就出在那个体制上（当时一上级领导也曾明示：“你这个事，主要是体制上不好解决”）。不是说改革用人制度么？不是说不拘一格选人才么？我不敢以人才自居，但几年来的实践证明，对于文化工作我是胜任的。我的职业道德、敬业精神以及工作态度，得到了用人单位的认可；在文学艺术创作方面，大约算是一个作家吧。对于我，怎么就不能不拘一格、网开一面呢？对于这件事，曾经有朋友对我说：“你不得行人家为啥又得行？亏了你还当过公司经理，难道不晓得如今办什么事都得‘意思意思’吗？”我知道，这就是那个所谓的“潜规则”。说老实话，一来当时我没有条件去“意思”谁，二来也许还有点文人的清高不屑于此。对于调动之事，只希望有关部门按正常程序公事公办。然而，我这个人太天真了，天真得近乎迂腐、不识时务……
1999年初秋时节，我终于得到一纸正式调动的红头文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掰指一算，这一天的到来，整整经历了10个春夏秋冬、3650多个日日夜夜！“悠悠岁月，欲说当年好困惑。”这不是对我“借用”人生的真实写照吗？
后面的两次“借用”就没有那么复杂了。先是被县报社借去充当编辑，干了将近3年，由于县报因故停办而回到原工作单位。再就是回去后不久，文化行政主管部门又抽调我去机关修编“部门志”，迄今为止，又有3年多时间了。
断断续续20多年的“借用”生涯，特别是那个10年的“边缘人”窘境，大概是命运给我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吧？“向天再借五百年”，这是文学作品中康熙皇帝的心境。而假如生命可以再来一次，咱可不想重复那令人尴尬的“借用”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