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我已过了而立之年，成了两个孩子的父亲。尽管夫妻俩都上班，每月有一份固定收入，但领到手的那区区几张“大团结”，总是不禁花，面对这紧巴的日子，自然是和许多人家一样，精打细算，掰着手指头过日子。至今仍让我忘不了的，便是整天离不开一个“打”字。这“打”可不是说两口子打架、打孩子、打盘子、打碗，而是为了一日三餐而忙活着打水、打酱油醋、打酒、打油啥的。
那时，我家住的小县城里，除了机关工厂有自来水，家家户户都得到街头巷尾的，被人们称作“水管子”的地方去打水。这“水管子”是在人们聚居的地方，把地下的自来水管引到地面，在上面搭盖一间小屋，由专人在那儿卖水。尽管一挑水只花一分钱，但把一挑七八十斤重的水打到家里来，还真得凭股子劲。因为我是一个大老爷们儿，家里这打水的活儿，自然全交给了我。每天中午下了班，一进家门的第一件事，便是找扁担摸水筲去“水管子”打水。到了那里，常常是碰上下班后来挑水的人扎堆，按规矩，便用两只水筲排队挨号，等上十分八分钟之后，才能把这挑水打回家里，水倒在水缸里，还得返回去再打一趟，如此往来，打水就耗去了半个多小时的时间，等坐到饭桌旁端起饭碗，离上班的时间已不多了，只好一阵子的狼吞虎咽，一抹嘴巴赶着去上班。
除了每天依旧重复着打水的故事，那烹饪、调味用的酱油、醋也都是去副食店里散打。有时，家里改善生活，包上一回水饺，等水饺出了锅，这才想起还没有醋呢！我赶紧拿着个小饭碗，屁颠屁颠地去打回二分钱的醋。还有，赶上月底手头里紧，妻子这边生火做饭，顺手摇晃一下酱油瓶，发现已“枯竭”见底，便招呼小女儿跑步去打酱油。说来，这酱油也不都是吃一点打一点，记得，当时因为我参加了铁路工作，家里也跟着享有了一丁点“特殊”，那就是铁路内部为每户职工家庭加发了一本铁路购物本，其规定的“特殊待遇”之一，是每季度可持本儿到铁路宿舍的供应站购买从济南运来的5斤酱油。我那整天操持着穷家的妻子，对这再平常再普通不过的5斤酱油，可是很放在心上，她觉得济南的酱油色重味好，能吃出数来，每到季度之初，总是支派我去排队挨号，用足用够自家这点应该享受的“特殊待遇”。
生活过得简朴，一日三餐自然也就简单。当朋友到我家来，便会稍许改变这种简单，除了炒几个小菜，这些知家底、了实情的铁哥们总会直言不讳地说：“你也别摆谱，去街上打点散酒就行。”我总是半推半就的从柜子里拿着空酒瓶，来到街头那家门面狭小的酒铺，告诉老板（其实当年不是这样称呼），给我打一斤酒。他一边应着一边拿开酒坛上用红布包裹着的又软又沉的酒盖，用锡制成的酒提，快速地把酒从肚大口小的黑瓷坛里提上来，倒入白铁漏斗顺进酒瓶内。常言道，干啥有干啥的门道。老板打酒的快动作，正应了那句“快打酒，慢打油，不紧不慢打酱油。”的俗语，小酒铺，小酱菜店的利润就是在这快慢的字缝中“打”出来的。打回廉价散白酒，哥们儿围坐在一起，把酒瓶里流出的涓涓细流，注满小小酒盅，在一片滋咂吸溜声中，谈论着艰难中的回暖、希望和生机，感觉到的是一种超脱凡尘、悠哉乐哉的满足。
斗转星移，30年过去了。市场这只无形的手，早已将散装酒蜕变成风起云涌的更加纯正与醇香的瓶装酒，街头那家小酒馆，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了气派豪华的酒楼。如今的好酒者们，当酒虫在喉咙嬉戏，欲过酒瘾时，讲究的是啥香型，多少度，什么品牌；要是呼朋唤友，开怀畅饮，桌面上来瓶五粮液、茅台酒也不算啥奢侈品了。我家像许多小城人一样，也早已通水通气，厨房里一拧龙头，碎玉飞溅，水就哗哗地流。曾被我担来挑去的水筲，在地下室角落里，无奈的经受着冷落与寂寞。曾经用作打水打酒的时间，现在，我用到了打电脑或打开电视看新闻上。
说起那个铁路购物本，前些日子收拾杂物厨，我又一次找到它，我指着上面陈旧斑斑的购物记载，向在一旁帮倒忙的小孙女讲述起当年凭本按人定量供应煤油、火柴、肥皂、食盐、碱面等物品的苦涩，她是一脸的茫然，似乎觉得我在编造故事逗她玩。这也难怪，蜜罐里长大的她，见到的是超市里的一片琳琅满目，那里知道往日物资短缺，日子拮据的艰辛。
常言道：小中见大。已淡出人们生活的，成为远去词典的打水打酒打酱油之类的“打”，尽管只是改革开放30年来诸多变化中的一丁点小变化，但它从一个侧面见证了我们从贫困、忧愁、艰辛、无奈到物质上富足，文化上富有，生活上富裕，精神上愉悦的巨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