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来的卡子】
我在楼梯口捡到一枚小卡子，身长一寸，细巧纤纤，弯如月牙，不锈钢颜色，卡子的黄金分割点处点缀着一朵碎碎的深红色梅花。
我没有捡东西的习惯，即使是钱，我也不捡。我爱钱，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我觉得拾别人东西不安生，也跌份子。我还信奉“命里八尺，难求一丈”的宿命谶言，外财不富穷命人啊。而且，焉知好事的背后不是一个骇人的陷阱呢？事实上，我也没有遇到过走失无主的钱财。但是，我却捡了这枚卡子并把它据为己有，一点心理负担都没有。万一有一天失主寻来索要，我会毫无愧色的还给他，说：我是在楼梯上拾下的。仅此而已。不以恶小而为之，这句古训不必在意，小小的不好无损大德。就像一个在公共场所抽烟的人，他可能是一个才华横溢孝悌公正的大好人。
我十分关注我与对门共同负责的十八阶台阶的清洁问题，出门下楼，拐弯，到二楼楼梯口。我常常为刚刚清扫过又恣意出现的烟头烟盒纸屑食品袋以及赖皮之极的口香糖懊恼不已，也暗自愤愤对门的卫生搭档竟然七年如一日从未萌生过做一回清洁的念头。赫然出现的这些东西，我会一直把它踢到二楼，踢进别人的区域范围，然后，轻松的出出进进，心安理得的享受这样的清洁。当然，我有我的底线，我从来不乱扔垃圾。但这枚精致的小卡子例外，我既没有将它踢出界外，也没有装作看不见无视它的存在。我弯下腰，用我熟练的右手拇指和食指捡它起来，端详之后，拿回家放在了我的茶几上。晚上我又一次认真的端详它。我在揣测卡子的主人，是一个天真烂漫的小女孩，还是一个品位居中的青春少妇。这个小物件，没有阶级性，但它保持着无人挑战的性别取向。男人可以穿裙子，可以涂脂粉，但卡子似乎还没有引起男性的广泛关注，它依然保持着无比纯洁的女性血统。失主是四到六楼的，不会错，也许是谁家的亲戚也未尝没有可能，四到六楼有几个女人几个女孩，我不知道，我从来不留心我生活之外的东西。我和他们共同拥有一块地皮，一段楼宇，还有小区北楼一单元住户的称谓，却像是生活在两个平行的世界，没有交集，天天出入同一道门，却永不相逢，或者不愿意相逢——没有交流的偶遇不叫相逢。我住在这里已经七年了。
我左手拿着一块冷米团——吃过又饿了——右手在羊皮卷上记下这枚捡来的故事，我写了六行就写不下去了，没什么想写的。这个很好侦破的案子，没必要弄个水落石出。所以，我不想认识丢卡子那个人，以及这个人有趣或者寡淡的故事。每个人的成长、与他有关的人和事，都是一本精彩的无法复制的书，只要这个人活着，书就不会结尾。而我却有意回避这些精彩。我习惯把自己囚禁在有字的书里，欺骗的，真实的，子虚乌有的，感人至深的，荒唐可笑的，自以为是的，统统都读。而读人，在当下，在我看来，是冒犯，是无礼，是神经错乱，是自寻烦恼，是吃饱了撑的。
我把卡子在我的头发上左右前后的比试，很悲催，它卡在哪个地方都显得多余而别扭。不合适，很不合适。镜子里的我，因为卡子的介入，脸显得大而肥阔，白棽棽的一副村相傻相呆相。
刚才说过，属于我的这一段台阶经常有烟头烟盒和垃圾食品的包装物，如果尚属零星，我会顺路把它踢到别人的地盘。我上下楼梯七年，看到唯一有价值的东西就是这一枚卡子，对于我零价值的卡子。但一个卡子却给我了我一些启示，人生中有很多东西可以在俯就之间成就为有趣，就像我现在在说关于卡子的话一样。于是，我捡了一个太阳很好的上午，蹴在图书馆的山墙边，装作无意的靠近一帮等饭或者等死的老头，听他们讲故经说家长，做起了捡人牙慧的事来。
【胖老头说的故事】
我六五年参加工作，先是在公社当文书。日常工作就是写报告写材料管公章，下农村的机会不多。一次，我到某村查灾，碰上村里的王老汉，老汉到公社申请过救济，章子是我盖的。老汉跟前跟后的叫到他家吃饭，我觉得盛情难却，就答应了他。晌午去吃饭，刚进院子，王老婆就乍着两只面手迎了出来。老天爷，你绝对想不到这是个啥货色，五百年难得一遇的邋遢神。头上是一头混乱不堪的羊毛笼笼，大概生下来就没洗过梳过，袖子绾起一段，棉花露出来已成黑灰，袖口上显然是长年累月抹鼻涕的功劳，已经黑的发亮。这还不算最雷人，令人目瞪口呆的是她的眼睛，红痴痴的，像两只溃烂了的桃，像一锅熬到时候的胶，眼角屎围了眼睑一圈。上眼皮用一根线绳绕头一圈绷住。显然，她眼疾严重，睁不开，用这条灰糊糊的线绳强行的固定才能睁眼看人视物。我胃里空空的，但有什么东西突突的往上涌。
旁边有人问：“你最后吃他家饭没有？”
“拉不下脸，太热情了，吃了核桃大一块馍，我佯装肚子疼，溜了。”他说，“我讨厌那个队长，他居然呼呼噜噜咥了两碗面。”
贫穷和污浊是并生的吗？宣永光先生在《放言录》中说，卫生是有钱阶级和有闲阶级的事情，我起初觉得不然，穷也罢，富也罢，干干净净并非难事。但又不得不承认，物质的匮乏会导致欲望的泯灭、情趣的贫瘠、精神追求的荒漠。我说不清。
【更胖老头说的故事】
六几年我在公安局当民警。有一次，和其他两个单位的同志到某村搞路线教育。村子小的很，十几户人。上午到村里，一人吃了一碗洋芋糊汤，就跟着腿脚不好的队长到我们下榻的地方。这是一间草房——村里要么是草房，要么是低矮半塌的土窑，平常的很——房子起架底，窗户小，污暗暗的。蜘蛛网网的角角落落到处都是，但不难看出，不会有蜘蛛在这里栖身了。锅台塌的剩下一角，一个二斗瓮只剩下瓮底，一个烂碗只有碗底一豁。现在想来，这是拍摄惊悚鬼怪片的好地方，满屋子的阴晦不祥。一米多宽的小炕盘靠南墙，烧焦的破席仅剩半片。屋里全部是小于二分之一的物品，如果多于半个，还有少许使用价值，也不会闲置在这里。我当时就想，那个瓮底，还能当花盆用，或者敲碎了铺院子垫路呢。
还说令人叫绝的炕吧，这是我几十年不忘的缘由，故事就在这里。炕上靠墙的角落，有一摊麦秆，上面卧着一只芦花老母鸡。看到三个魁梧的男人进来，老母鸡咕噜了一声，窘红了脸，忐忑不安的在麦秆上欠了欠身，不知道该固守还是该撤退。她最终选择了观望，目光警觉，作随时逃离状。显然，她在忧虑她身下的几个蛋。那堆厚厚的麦秆，金黄柔软，很理想，很舒服